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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与真:陶渊明考论》,刘奕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391页,98.00元


陶渊明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恐怕已不必再多做介绍。即使是一个只受过最基础的语文教育的中国人,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以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大多也都能信手拈来。而附着在陶渊明身上的“田园诗人”“隐逸诗人”“平淡自然”等标签,更是在绝大多数人心中牢不可破。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一个经典化的作家自然不可避免地会被后人大量地、全方位地研究,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陶渊明亦是如此。关于陶渊明的讨论,前人之述可谓备矣:或是考其生平各端,包括名字、生卒、门第、经历、诗文系年、交游情况等;或是辨其思想底色,诸如道家说、儒家说、释氏说、调和说云云;至于阐释其文学风貌的论述,更是不可胜数。由上述三大领域再进行细分,则愈加繁复,比如关于陶渊明的名、字问题就有至少十五种说法。由于先唐文献存世的数量有限,加上千余年来诗家的不停论说,陶渊明研究的格局似乎已大致整体定型,想要有所突破创新,并非易事。

近些年来,海外汉学的兴起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陶渊明研究引入了新的视角。一些汉学家认为,由于文本生成和流传的不稳定性,陶诗经典化的过程是被人为控制的,而陶渊明广受后人景仰的高尚人格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一颇为震撼的论点,使得大陆学者进一步思考:陶渊明及其他经典作家是不是被“发明”的?而文学文本所展现的作者形象,又是否能与自我人格高度统一?

刘奕的新书《诚与真:陶渊明考论》通过对陶渊明的全方位研究,深入探讨了上述关键问题。本书书名借用自美国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诚与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1970年,时任哈佛大学诺顿诗歌教授的特里林围绕“诚与真”的主题做了六次演讲,讨论“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的问题。尽管陶渊明的时代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年,但“诚与真”的问题仍然将今天的我们与陶渊明连接起来。

《诚与真:陶渊明考论》一书共分三编,每编各二章:上编为“历史世界”,考证陶渊明之生平与陶集之文本;中编为“精神天地”,辨析陶渊明的人生行思,论定其真诚与否;下编为“文学风貌”,细读陶诗文本,从主题、风格、修辞等方面探讨伟大作家的风格成因。姚鼐曾言,义理、考证、文章为学问之三端,本书三编合为一,或许也有此深意。

首章“生平六考”,对陶渊明生平的六个争议问题进行了考证。所考皆为文献足征者,既有对旧说的推进与补充,也有通过勾连史料得到的新发现。邓广铭先生说,职官、地理、年代学、目录学是历史研究的四把钥匙。将有限的中古史材料勾连起来,发现新的证据,这几把钥匙正是关键的枢纽。譬如“门第考”“初仕考”两节中,作者首先是通过考察中古时期兴盛的谱牒之学,明确了《宋书》中关于陶渊明家世记载的史源问题及其记载的可靠性,进而梳理晋宋之际的职官制度,推定陶渊明并非如过去学者认为的那样出身寒素,在九品中正制下,他仍属于地方高门子弟,因此他的初仕也是江州祭酒从事史这样不低的官职(大约为六品),并且,如果一切正常的话,陶渊明的官只会越做越高。这个看似细枝末节的考证,实际上澄清了一些研究者所说的陶渊明因为当不上大官而被迫隐居的误会。“辞官考”一节,同样是借助职官制度,并配合“初仕考”一节,还原了陶渊明从出仕到最后辞官的历史语境。而在“镇军参军考”一节中,作者首先指出陶渊明出仕刘裕的说法与其诗文相矛盾,随后又将这一说法对比现存史料,发现了诸多龃龉不合之处。与此同时,作者根据诗题中“曲阿”这一明确的地点线索,参考可能的时间线索,将陶渊明任镇军参军一职所在地点的可能性指向了会稽。作者还发现,晋宋之际,会稽内史加镇军参军号是一个惯例。追随这条线索,再结合《法苑珠林》的记载,陶渊明曾为之效命的“镇军参军”人选便浮出水面,即史书无传的谢輶。因此,陶渊明生平的出仕情况变得明朗起来,而学术界争议颇多的陶、刘关系问题也成了一个伪问题。

在文史研究中,考证是不可或缺的。一件小事之考证,往往能够从根本上推动大问题的论定。不仅是首章《生平六考》,次章《作品六考》同样如此,尤其是其中的第一节《“见南山”与“望南山”考论》。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见”字一作“望”。田晓菲在《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一书中指出,在苏轼提出“见南山”是陶诗原文之前,包括最早的《文选》抄本和初唐类书《艺文类聚》在内,没有哪种陶集版本是作“见南山”的。据此,田晓菲认为,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集团在意识形态的驱使下,选择了“见南山”,从而“发明”了更为“自然”的陶渊明。此外,范子烨也举证唐人模拟“望南山”的诗句,来证明“望”字在唐代的影响力(范子烨《悠然望南山: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

这一“解构主义”观点在学术界不啻惊雷,许多人心目中那个坚固的陶渊明形象似乎受到了动摇。然而作者在此节中指出,这种来源于异文梳理的巧妙论断,却在文献学层面上有着不小的漏洞。通过更为细致、具体、全面的版本梳理与文本校勘,作者发现,“见南山”的版本其实古已有之,且在唐代还有不小的影响力,不少唐人都有对“见南山”的化用,若真说“发明权”,其实轮不到苏轼。事实表明,在陶诗此句的版本形成与流传过程中,“见”字和“望”字的确长期、不断地竞争着,而“见”字最终胜出是多种合力的结果,这与“见”字是否为后人发明完全是两码事。若基于此去判定“陶渊明”是宋人意识形态的产物,显然还需斟酌。在这里,作者不仅反驳了田晓菲的“发明说”,更重要的是以一个相对公正的眼光,还原了“悠然见南山”一句文本历史的复杂面目。由此可见,一字之论定,竟关乎伟大诗人之真伪。

在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外在面目去伪存真之后,中编转入对陶渊明思想、品行的辨析。在第三章中,作者梳理了自先秦至魏晋之间的思想史脉络,对陶渊明的思想来源进行追溯,认为陶渊明对“自然”与“真”的追求主要从郭象处来。但是陶渊明通过“诚之”的方式,超越了郭象理论上的“求真”之理想,达到文学与人格上的致真之境界。所谓“诚”,即《中庸》所言“天之道也”,是道德天性的完全实现,而“诚之”即是为此所下的功夫。所以,当我们再回头看本书的书名,就会发现,“诚与真”其实并不只是单纯对特里林的词汇借用,“诚之以求真”,这一对陶渊明人生行思之道的精准提炼,才是书名背后的意义所在。

第四章则是对陶渊明是否“真诚”这一问题的直接探讨。作者首先借用了心理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陶渊明拥有明确的、清晰的自我认知,他的自我展示贯穿一生,自我表达真实不虚。随后通过反驳汉学家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一文,讨论了理论运用适度性的问题,并且最终论定陶渊明之真诚是真实可靠的。

陶渊明研究从来都不是“纯”文学研究,它与历史、思想等诸多研究领域密不可分。有了文本与生平的坚实考证,也有了诗人思想与自我的正本清源,再来对作品的文学性进行阐释,可能就会更加接近陶渊明的真实内心。本书用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进行这样的“准备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五章讨论了陶诗的主题与风格。作者以“边境”一词概括陶诗的主题。边境不同于边界,相较于后者的清晰界限,前者的模糊性更包含着独立性与疏离感,这与陶渊明“疏世之隐”的隐逸方式相当吻合。作者又从钟嵘论陶诗语“左思风力”出发,拈出陶渊明其人其诗“介”与“拙”的特质,同时结合陶诗的字法、句法、章法,着重阐发了陶诗中常被人忽略的力量感。此外,作者也认为陶渊明的田园书写是足够真切的。关于陶诗中涉及的农耕劳作之事,作者不仅参考了《齐民要术》《四时纂要》《杂五行书》(《艺文类聚》所引)等古代农书中记载的种植方法,还结合了史书中自然气象灾害的记录,甚至还有现代生活中农事经验的辅证。多种证据都表明,陶渊明并不是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不谙农事,或是懒于耕种,相反,他非常熟悉农耕,对每种作物的种作方法都很清楚。后世学陶者不少,却罕有企及,其中关键或许就是“亲力”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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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王仲玉《陶渊明像》轴(明,纸本,墨笔)


第六章专论陶诗的修辞。许多人对陶诗有一种天然的误解,认为陶诗是无修辞或是弱修辞的。作者对此并不认同,反而认为陶渊明是一位修辞大师。作者指出,这种误解其实是把“修辞”等同于“修辞格”所造成的。“修辞格”,即修辞手法,只是“修辞”的一部分,而“修辞”的范围则要大得多。比如,“形容的尺度”一节谈陶诗的用字之法,“句篇节奏”一节谈篇章修辞手段,“主题风格”一节则是从修辞手段的角度谈陶诗独特风格的形成,这些都是关乎陶诗的修辞研究。正是借由此章的深度剖析,陶诗独特的修辞特性得以呈现。

全书以探讨陶诗与《论语》之关系为结语。将陶诗与《论语》联系起来,可追溯到清人刘熙载。他在《艺概·诗概》(《艺概笺释》,中华书局2019年版)中说“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后来学者亦有论及,大多从典故与精神的层次发掘陶诗与《论语》的联系。作者此处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着重从文学的层次,包括主题、言说方式、创作手法、风格等方面关注二者之间的深层联系,以此作为全书的收束。

本书虽然是对于陶渊明的个体研究,但是我们能发现,作者经常借陶渊明这一课题来讨论一些关乎治学方法的重要问题。譬如第四章的第二节,就是以论定陶渊明之真伪为例,探讨古典研究中的理论适用性问题。

新世纪以来,借鉴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视角在国内学术界蔚然成风。但如何做到借鉴而非搬用,一直是对研究者的挑战。汉学家宇文所安在《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载《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文中认为,陶渊明的诗歌是一种“自传诗”,是作为他者来书写自己,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双重自我”的出现,这种带有伪饰特征的“自传”,最终呈现出了陶渊明“高度建构的自我形象”,这与陶渊明的真实自我颇有距离。宇文所安的观点颇具颠覆性,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以至于被《剑桥中国文学史》所采纳。

而本书作者则以为,宇文所安教授的观点建立在一个理论前提上,即所有的自传作品必然导致“双重自我”,这个理论前提在二十世纪具有普遍性,但是还原到中国古典诗文创作的语境中去,却不可一概而论,需要有针对性地细致考察。陶渊明的诗歌的确可以称为自传诗歌,然其表达的即时性明显更类似于书信、日记。这种“个体诗史”的写作其实唐宋之后形成了一种极为成熟的写作范式,这显然与通过记忆筛选和重组来建构自我历史的自传不能简单等同。在此基础上,作者辨识出,宇文所安的观点也是有其来处,即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和新批评派的诗歌理论。作者深入到上述两个理论的内部语境与运用边界,“锱铢必较”地比对了两个理论是否能够适用于陶渊明研究。事实表明,理论边界与研究对象所处的语境仍存在本质性的差异。与此同时,书中也征引了特里林、埃德蒙·威尔逊等批评家对“真诚”问题的探讨,这些探讨恰是对二十世纪文学中“真诚”问题的反思,而宇文所安却并未提及。此外,作者还就宇文所安对陶诗的误读进行了辨正,最终证得陶渊明的“真诚”是人文合一的。由此,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作者在谨慎地辨别理论适用性时所采用的方法:先是拈出理论前提,再是追溯理论源头,最后是就理论之批评看其局限。

对研究文学的人来说,“什么是好诗?”永远是一个终极问题,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标准。如果单单就这个标准展开论述,则很容易变得大而无当,泛泛而谈。本书则是在末二章中,借由对陶诗诗法的分析,真正深入古典诗歌的内部,将古人的评论与现代的细读手段相结合,“暗度陈仓”地建立起一套具体可循的批评法式。换言之,说清楚陶诗为什么伟大,即是说清楚伟大的诗歌具备哪些标准。

譬如第五章中“陶诗的力量”一节,在阐发陶诗之力量中,寓以高明诗法的论述,尤为精彩。向称“平淡自然”的陶诗,为何被钟嵘评价有“左思风力”?前辈学者如游国恩、王叔岷等从题材相似、语言激烈等方面,也曾有过陶诗出于左思的观点。作者以此入手,认为陶诗对左思的借鉴并非仅仅是外在形状上,而是在《咏史》诗的写作方式上:左诗中的英雄气韵,陶诗亦有之。陶渊明人格上的兀傲骨鲠与作品风格上的峻拔高洁都是构成“左思风力”的关键因素。由此,作者深入到对陶渊明人格与文本之关系的论述。作者特别拈出了“介”与“拙”二字,认为此二字在陶渊明其人、其诗中具有本质意义。于其人,处世不谐是为介,顺自然、从本性是为拙;于其诗,诗意、情绪的跌宕起跃是为介,用字、用句的平实厚重是为拙。

作者分析陶诗的力量,尤其着力于诗法方面。比如以“在”字为例,分析陶渊明用字之法。“在”字句是汉语最基本、最口语的句式,以“在”入诗,诗家向来避之。然而经作者统计发现,陶渊明流传下来的诗文不过百余篇,用“在”字的却有约五十处。如此笨拙的写作方式,古往今来大概只有陶渊明。但是如此拙朴的用字,却蕴含了丰富、深沉的力量。作者分别举了“夷叔在西山”和“青松在东园”两句为例,既从训诂的角度,也从诗歌表达效果的角度,分析了陶渊明是如何在看似白话的诗句中包蕴多层次诗意的。作者同样发现,对“在”字的使用,为三百多年后的杜甫所继承,如“云在意俱迟”“落日在帘钩”等句,大巧若拙,真不愧“思如陶谢手”。陶诗中其他诸如“交”“怀”“良”“奇”等字,何其普通,在陶渊明笔下却都拙中见奇,蕴藏大力。另外,作者也指出,陶诗句法、章法的高明营造同样不可忽略,正是章法的奇纵,使得朴拙的用字造句生动无比。人格激发出风格,风格又彰显出人格,同时“介”与“拙”也相互生发、融通,陶渊明人文合一的高度统一性正是陶诗的力量来源。而陶渊明营造诗意的高明之法,也正是陶诗能成为经典作品的结构性因素。

第六章更是从修辞学角度切入陶诗,更为系统性地阐发陶诗的诗法。如第二节“形容的尺度”中,作者提出,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其形容的关键在于准确性与适当性。此为的论。卡尔维诺曾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中提出“轻”的概念。他说:“我尤其努力消除故事结构的重量和语言的重量。”卡尔维诺的“轻盈”并不意味着写作上的模糊与随意,而是“与精确和坚定为伍”,并“对生存之重作出反应”。陶诗也是如此。作者举了许多例子,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草盛豆苗稀”,以及《移居》(其一)、《拟古》(其五)等句篇,证明陶诗用语准确而适当,一字不可移易。前述“陶诗的力量”中的用字之法,同样论说的是诗歌形容的准确性与适当性。

随后的第三节“句篇节奏”中,作者发现,陶诗的情感节奏并不如表面上呈现的那样平和淡泊,相反,其中情绪舒促交织,充满转折、延宕与跳跃。钟嵘言陶诗“协左思风力”,并非妄语。而这样的句篇节奏,同样被杜甫所继承,后人追慕千载“沉郁顿挫”的杜诗,实与陶诗同气连枝。对陶、杜两位伟大诗人的多次勾连,也足见作者的诗学眼光。

最终我们看到作者所提炼出“好诗”的几个关键要素:人格与文本的统一,用字上的适当性、准确性,节奏上的舒促交织,充满转折、延宕与跳跃。这些标准既是伟大诗歌的外在形态,同时也是诗人写下诗句时内心“诚与真”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伟大的诗人一定是经得起检验的,经典作品与真诚人格的统一也是能够被证明的。

在现有的陶渊明研究领域内,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最前沿之作。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治学态度的严谨性、学术视野的广阔性,使得这本专著具备了很高的学术价值与阅读价值。本书虽是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但通读全书后,我却发现作者的题外之义。

第四章第二节中,作者追溯出宇文所安的理论来源是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和新批评派,随后引用了莱昂内尔·特里林和埃德蒙·威尔逊对两种理论的批评。二十世纪中期新批评派兴起,以人、文割裂的方式来解读文学文本。继而,随着欧陆自六七十年代逐渐兴起的解构主义思潮传入美国,进一步催生出了美国学术中反叛经典、解构经典的研究路径。在此背景下,美国的汉学研究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不可否认,新批评派与解构主义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固然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本书却揭示出,陶渊明其人与其诗是无法割裂的,其中的诚与真更无法被轻易地瓦解。更进一步思考的话,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陶渊明能够抵御得住千余年后批评家的解构呢?特里林在《诚与真》中说道:“因为真实,所以真诚。”他还引用康拉德笔下马洛的话说:“工作是坚韧、有尊严地去面对生活的伟大手段……是使一个人自身强壮健全、值得他自己去尊敬、忠于他的自我的可靠方法。”这里的“工作”,对陶渊明来说,正是劳作。陶渊明在内心中诚之以求真,故其亲力劳作为真,诗写农事为真,遣词表意为真,一个真实的人格,一种真实的书写,一个充满力量的生命,又怎会被轻而易举地瓦解呢?

马克斯·韦伯曾有过“世界的祛魅”的著名论题。进入现代以后,世界被理智化了,虽然人类变得越来越科学、理性,但是在现代性“清晨”的“梦醒时分”,人类在精神上却陷入危机,古典时代的真善美的统一性被瓦解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一些评论家是如此的多疑,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古典诗人的真诚内心。我们其实不必苛责这些充满怀疑的评论家,他们只能行走在“荒原”上,做着“没有潮汐的梦”。而陶渊明的意义就在于,告诉“荒原”上的现代人:真诚是存在的。就像作者书中评论特里林的观点时所说:“一个人从小被教育不存在真诚,那他这一生都很难再信任任何人。”《咏贫士》其二云:“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陶渊明如是,今人亦不妨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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